一切如此短暂,像消费学的真谛。
那时候我们都想成为英雄,但成为英雄的机会并不很多。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,可这些大路并不是为我们铺设的。尽管如此,小的时候谁又会以为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呢?每个人不可避免地以为自己最起码将是一时的英雄。或者说,时势造英雄?因为时事近在眼前,英雄事迹迫在眉睫,我们可要抓紧啦。
你们可要抓紧啦,老师就是这么说的。否则我们就要误事,不能完成学业,得不了第一,成为社会的累赘,对不起老师和家长。可是第一只有一个,并且抓紧干什么,老师并没有说。老师说的是,你们要做社会主义接班人,这话谁也听不懂,和没说一样。
小学五年级时,第二节课后,同学都去操场上做操。姜二、我、李建生藏在教室里玩火柴。其实这里边没有我,在场的是士军,但我感到自己有必要在场,故此取代了他。在《街衢》里,我常常取代别人,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截至目前为止,我一直充分享有本文的决定权。这相当令人愉快。而且我根本不做解释,不像如今饭店里的优惠券一样,落款处写上,此券最终解释权归本饭店所有。与之相比,我有什么可解释的!用霍布豪斯的观点看,这根本不足为题。而且饭店所说的解释权,也是一派胡言,你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跟它探讨什么解释权,吃完饭后,剩下的就是结账走人。好不好结是另一回事。
做操之前,操场上铺满密密麻麻的学生,胳膊腿四处乱甩。喇叭里播放着刺耳的乐声,一个稚嫩的、令人想上吊的女童音准时发出号令:为革命,保护视力,眼保健操,现在开始。说这句话时,该女童捏着鼻子,节奏缓慢,像个印度人。她的声音从铝皮大喇叭里冲出来,非常锐利,令人顿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。于是所有人闭上眼睛,盲目地走向这条保护之路。老师在每支队伍前昂首而立,双手背在屁股上,一丝不苟,两个拇指交错绕动。我们在教室里划完平遥火柴,点了几张红旗本上的纸,感到了无新意。我忽然想去厕所,可是现在去厕所,要从三楼的走廊里现身,一路穿行而下,暴露在万众眼前,断不可行。同时,姜二也想去厕所。李建生迅速跟上,产生了相同的愿望,他一直不甘落后。这种统一的思想形态使我们产生了一个决心,就是把尿撒在教室后墙根的桶里。这个桶漆成绿色,里面装着半桶水——是从一楼的自来水管处提上来的,与笤帚、脸盆、拖把、簸箕组成了班级值日五大件儿。除拖地外,剩下的水通常是用来洒的,但洒水每天仅需一次。剩下的水,通常会被第二天值日的同学在清晨倒掉。
眼保健操的乐曲已近尾声,第四套儿童广播体操随后降临:第一节,伸展运动……我感到芒刺在背膀胱告急,时间紧迫,我们轮流往桶里撒尿,不撒尿的人在门口放风。这时候正是秋天,空气转换频繁,撒尿时既不觉得冷,也不觉得热,整件事非常平静。过去姜二个子很高,如今却落了下风,不知为何缩了回去。他站着撒尿时,佝偻着腰,抖抖擞擞,很不雅观。李建生就不是这样,他忽然长高了,瘦得像根树枝,晃晃悠悠支在后墙根,掏出自己的家伙,抬头望着天花板,哼起了歌儿。由于我此刻成为了士军,故此也毫不犹豫地在桶里撒了一泡尿,完全没有心理负担。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,产生的效果就是这么奇妙!
撒完以后,李建生提起桶来回摇晃,让尿和水充分混合,以便混淆视听。这时候广播操已经完毕,同学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呼啦啦冲上了三楼,涌进教室。虽然已经到了秋天,但做完操后,人还是异常热。大部分人坐在凳子上四顾说话,略胖的人则用练习册扇风。这时候,叫“老虎”的女同学径直走到教室后方,蹲下身子,从桶里倒了些水在脸盆里,双手在其中搅合几下,往脸上抹了一把。随后,她陷入狐疑之中,怔了片刻,缓缓起身,回到座位上,边走边回头看那个脸盆,不停用袖子揩面颊。“老虎”与小虎是近邻,面庞黝黑,非常健壮。如果当时我看到这一幕,一定感到不好意思了。但这完全是个假设。那个脸盆非常白净,瓷面儿上印着红艳艳的牡丹花,长期搁在墙根下。我们默默注视教室里发生的一切,一言不发。与此同时,班长张润玲甩着胳膊走向教室后方。她的身体非常宽大,发育充分,梳着长及臀部的麻花辫,长期担任要职,凛然不可侵犯。当她一步步走向脸盆之际,我与姜二、李建生六目相对,内心突突乱跳,感到天旋地转厄运将至。接下来的事情出乎预料,她不仅没有闻到异味,而是蹲在地上痛痛快快洗了把脸,两只手像握着滑溜的香皂那样反复揉搓,并拢五指几近疯狂地在面部上下抹动,鼻子与嘴发出鲸鱼般的喷气声。据我所知,张润玲的鼻子很灵,就像捕食昆虫的小型哺乳动物,时常嗅来嗅去,不断向上面反映情况。但是她好患感冒,在初秋的劲风中势难幸免,这一点救了我们的命。
五年级时,张润玲在我们班担任班长。在此之前,她在心宝他们班担任学习委员。上了初中以后,她又与士军分在班,继续担任班长,势力一直很大,一直在“上面”。如今我回顾经历的所有校园生活,发现当班长的总是那些人。这虽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,但不重要。我要说的是,作为22号的主角,张润玲正是一个班长,但与别的班长很不相同。她如今从过去的岁月里翩然而出,就要走向舞台中央,向你们演进那出格的往事。
当我端着望远镜在黄昏时分扫视22号门前的空地时,张润玲已经从河北回到了本地,成为待字闺中的女青年。她坐在父亲身边,安之若素,依旧是过去那副样子,虽然已经像个大人,仔细看还不是。傍晚时分,她总会出现在楼下的预制板上,并排坐在人群中,一动不动——有时候眨眨眼。她弟弟偶尔骑着山地自行车路过,停下来让她看着自行车去买冰棍。这时候,张润玲手扶自行车把,偏着头瞭望路南的风景。她穿着红色连衣裙,用丝巾把马尾辫随意扎起来,在晚风中翘着二郎腿纳凉。红色裙子耷拉着,鼓出大腿与膝盖的轮廓。在我看来,她已然不是过去那个人,用王小波的话说,已经让阶级敌人得逞。这种变化产生了微妙的心理反应,使得镜头中的人既令人畏惧,又具有朦胧的魅力。小的时候,所有嫁作他人妇的女子都像蹒跚在街头的母狮子,浑身长满性器官。在我看来,张润玲就是这样一头母狮子。虽然她还没有嫁人,但已经成了母狮子。这说明她是个有故事的人。或者说,她是一个英雄。
过去,张润玲面部十分扁平,嘴唇较厚,长着一对后飘的狐狸眼,睫毛非常浓重,头发一片墨黑。小学时代,她不仅在学校里具有权威,就算放学回家后,看到心宝仍旧要随时拉开书包检查他的作业。她住在心宝家旁边,与心宝的父母十分熟稔,仿佛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心宝的父母对他的学业扔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,给了张润玲很大的管辖权。这一点林巧爱都望尘莫及。林巧爱主要是打他,张润玲则是管他。所以心宝一看到她就会发出老鼠一样的吱吱吱,四处乱跑,见缝儿就钻。后来心宝和该班另一个女班长“地雷”搞上了对象。这件事情发展的出人意料。张润玲与该女班长几乎情同姐妹,百般阻挠,不断警告心宝不要早恋。她在破坏别人的幸福生活方面有一些先天能力,常预判他们的约会时间,碰头地点,在半道儿上截住其中一个,然后棒打鸳鸯,令心宝莫可奈何。故此士军或者别人出了一个主意。
五年级时,很多学生的眼睛已经近视,但不戴眼镜。为公平起见,老师每周轮换座位,从左到右循环不已。我和张润玲一组,坐在她前边,士军则是另一组,坐在左边。此外,李建生与姜二坐在后排,至于是哪组,我已经想不起来。当我们组轮转至最右侧时,张润玲的座位正好在窗户边。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,一点来钟,我们从各处逶迤而来,穿过学校铁门,爬上三楼,进入教室,坐下来等待上课铃声。这时候,张润玲发现窗台上有一个光滑的鹅卵石,伸手去摸,拿起后又发现石头下边有张纸条。她大约心头一凛,眼望他处,右手四指搭在窗台上,不动声色慢慢往外抽,将纸条捏在手里。环顾四周一圈后她低下头,捧在手心里迅速检视,脸颊上泛起了红晕。这些红晕又沿着毛细血管四处蔓延,使得她整个人红彤彤的。从这一刻开始,她坐立不安,不时瞭望四周的同学,偶尔低头看看捏在手里的纸条,最后把它装进了抽屉里的铅笔盒,然后盯着窗外忘我地发起呆来。
我虽然不用看,也知道那条纸上写的是什么。当时我们拟定了几种方案。
第一是:润玲,我爱你!
第二是:润玲,我喜欢你,你愿意跟我好吗?
第三是:张润玲,woaini。
落款统一为陈刚。讨论之后,大家一致认为还是第一方案更好。纸是从小四的数学本上撕下来的,用蓝色圆珠笔书写,折叠后由士军偷偷放在窗台上。陈刚长得又高又白又干净,像电视里的小演员,头发很长,非常飘逸,并且也当过班长——虽然是体育班长。那时的我们对男女之事懵懂好奇,并无经验,却又认准陈刚必然受女孩子欢迎。如今回忆这件陈年旧事,我不得不倾服于人心的早慧,或曰动物的直觉与本能。我记得张润玲在接下来的数学课上魂不守舍,不是望着窗外发呆,就是把手放在双腿间凝眉思索,整个人变得五迷三道。
这时候数学老师正在讲台上讲解平面几何。老师拿着绿色教鞭,边走边讲,不时扫视教室里的众生。黑板上画了一个正方形,一个平行四边形,长与宽相等。老师问,平行四边形和正方形面积是是一样的吗?教室里阒寂无声。她忽然叫,张润玲,张润玲!这一叫惊醒了梦中人。张润玲呼地站起来,喊了一声“陈刚!”整个空间陷入停滞,所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如坠雾里,茫然无措。老师将疑惑用面部肌肉集中到鼻子附近,皱着眉毛看着她,用教鞭敲了敲黑板,轻声道,你说什么?这时候李建生忽然哈哈笑了起来,随后教室里的人哄堂大笑。
笑什么!老师大声呵斥。
张润玲的脸涨得通红,扭头看了陈刚一眼,起身离开教室,从始至终一言未发。这时候数学老师追出去,片刻后拉着她的手回来。她的眼睛通红,低着头坐到座位上,脸上布满懊恼。从此后她对心宝的成绩与早恋事件不闻不问,变得沉默寡言,就那样毕了小学的业。
22号的窗口非常明净,在黄昏的笼罩下反射出柠檬色光芒。张润玲住在靠北的卧室里,从我所在的角度,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她。我所看到的只是她们家南房凸出来的半截阳台。阳台悬浮在空中,包着铝合金窗户,在镜头中微微颤动。远处的楼房和山体含混不清,导致景深带来的事物极难确定。故此我对她的所有描述都从想象中来。这时候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两年。每天清晨,她定时醒来,穿上秋衣秋裤,走进厨房,打开煤气灶做饭。由于没有睡醒,她眼睛里散出迷离的光,张开嘴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。打哈欠时,她伸出右手拍了拍嘴,发出“呜”的一声,身体后仰,仿佛伸了一个懒腰。与此同时,前胸像一对浑圆的木瓜向前运动,忽然又停下来,猛然收缩。在我看来,她的胸部太大,并不好看。
早饭有小米粥,豆包,还有一碟剩下的咸菜。一切准备就绪后,父亲已经起床。父亲戴着黑框老花镜,挪动胖墩墩的身子,坐在餐桌前,吃过早饭后径自骑车去上班。随后张润玲开始呐喊睡在客厅单人床上的弟弟。弟弟正上初一,长着与她一样浓重的眼睫毛,梳着与小四一样的“茅锅头”,除了山地自行车外,还爱吹口琴。虽然他爱好颇多,但这其中不包括上学。故此清晨到来之际,他总是沉浸在睡梦中,迟迟不愿醒来。这时候张润玲既是姐姐,又像个母亲,克尽厥职。她把弟弟的被子掀掉,在他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。那家伙就像咸鱼翻了一下身,嘟嘟囔囔起床,揉着眼睛在晨光中胡乱穿衣。弟弟吃完饭,背着书包奔奔跳跳去上学堂。门砰地关上,整个房间空落下来。张润玲坐在卧室的漆皮椅上,望着窗外,发了一阵呆。她起身到父母的卧室,看了看墙上母亲的遗容,往事一阵阵涌向心头,又倏忽退去。经过几年以后,悲伤早已淡化。她发现人所以悲伤,并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,而是因为不习惯。如今她已经完全习惯,不仅不会如同母亲刚去世时疯狂思念,也不会如刚刚离开学校时悲伤欲绝。她打开电视,坐在沙发上,手持遥控器不停换台。本地的闭路电视能收到很多台,每个省份的电视台都在上卫星,发展出五花八门的节目,叫人眼花缭乱。尽管如此,她并不能专注于任何节目,只能在不同的频道间持续转换,慢慢消耗时间。
我盯着她,无可避免地陷入回忆之中。
初中一年级下半学期,杜兵已经离校,没事时,我总去士军他们班玩耍——由此看见,他们班是很好玩的。班在二楼走廊尽头,笼罩在另一个生物老师魔爪下,虽然终日阴云笼罩,但依旧充满欢乐。我在那里主要度过中午上课以前、以及下午第二节下课以后的时光。在这些成片的时光中,我伏在走廊的栏杆上,抬头瞭望操场后方的山峦,看到李万辉和张学仁从山坡上下来。这时候,一股西风从山后的村庄刮来,掀起山坡上的黄土,纷纷扬扬四处飞舞。走在这样的空气中,李万辉和张学仁就如从浓雾中走出,又像在大雪中前进。只不过这些雪是黄色的,和土粒一样大。李万辉和张学仁边走边掉黄土面儿,不时抖动肩膀,就像从水里上岸的水獭。由于他们俩胖得不成体统,行走在风中,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儿,怎么看都像在笑,又像两个弥勒佛。我注意到他们手中各端着一个玻璃药瓶,一路嘻嘻哈哈,沿着操场外围,从学校后门爬进来。两人的胖身体依次挂在铁门上,撇起腿,从空中划过。
待两人从楼道中上了二楼,我才看清两个透明的玻璃药瓶里装了许多活物,包括蚰蜒、蝎子、蚂蚱、蝈蝈……很像金庸小说里邪道恶魔用作练功的器物。这时候张润玲从过道旁走来,上前查看情况。她伸着脖子,从一堆男生的肩膀中探进头,睁大浓黑的眼睛瞥了一眼,忽然大叫一声,弹了出去。这时候张润玲已经不似从前,由于比我们大两岁,显得郁郁葱葱,身体上长出了许多新事物。在我看来,她很成熟。所谓成熟,就是她下课后不到外边疯跑,而是坐在座位上发呆,思考问题。思考问题的人与世界发生了深刻关系,形成一个范畴。而这个范畴,完全出乎我们预料。
我回忆那天发生的事情,依旧不能相信。班教室里之所以空无一人,大概源于这样的原因。不知是谁,在下午第二节课后,把李万辉和张学仁从山上捉来的小昆虫放了出来。这群小东西在桌椅板凳间四处乱窜,吓得男男女女都像非洲跳羚那样来回蹦哒。片刻之后,整个教室的女生已经悉数逃离。事实上那天我并没在现场,但出于表达需要,我再次横穿时空,回到了22年前的那个夏天。第二节课后,我从座椅上站起来,望了望周围的同学,感到一切十分平庸无趣。自从杜兵离去之后,我在本班日益变得孤独。王异一如往常叫我去上厕所,并且打算一如往常去校门外买零食。与他从厕所相携走出后,我忽然想起中午看到的那些昆虫,急匆匆穿过杨树下的水泥乒乓球台,从靠西的楼道爬上二楼,右转来到班。这时候楼道里有一些人,但也寥寥无几。从窗户的玻璃窥视了一下,我发现士军等人正在教室后排围坐着看什么东西。与此同时,我抬腿步入教室,出现在那个特殊的时刻。
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中,教室里寂静无声,三四个男孩捧着一个蓝皮日记本,慢慢翻看,嘀嘀咕咕。在我记忆中,从小学开始,我们就成天翻出别人的日记本阅读,从未感到这会侵犯他人隐私。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当时谁都不会写日记,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编的。无论翻开哪个同学的日记本,都能够发现里边存放着大量的“好人好事”,记录了诸多“有意义”的事情,但都是被逼胡编的。按照老师的说法,吃喝拉撒不宜于进入文字。除此之外我们整天变着法儿的玩儿,又很缺乏“意义”,所以真话只能远离日记,假话却连篇累牍。要是我在日记里记录我某月某日在苹果园与人弹玻璃球,先赢了四个,后又输了两个,总体上成功,肯定要被老师大耳刮子伺候。但写上帮助老大爷推自行车,把路上的果皮捡起来扔进果皮箱,老师就会打红勾,还写上“优”或“良”字。
日记本上的字用钢笔写就,非常扁平,如同象棋上的隶书。这些隶书躺在白纸上的方格里,形成影影绰绰的一片,彼此之间相互关联,构成一定的意义。这个意义具有多重含义,对于写它的人来说,是一定的。对于我们读者,则变得扑朔迷离。士军咬着自己的食指,皱着眼睛道,这是什么意思呢,看不懂啊!与此同时,李万辉和张学仁也凑在旁边看着,不一时,又扭头去寻找教室里的小昆虫。窗外嘈杂的声音在教学楼间的操场上来回飘荡,杨树在风中飒飒作响。我们低头望着日记,陷入疑惑之中。从那时起,生活对张润玲而言,成了一场朦胧的遭遇。这种误会在多天以后使我吃了一个大惊。
你当然能够想到,这本日记的主人正是张润玲。日记本非常厚,比素常所见大很多,里边写满密密麻麻的字,长篇累牍,令人难以相信。截止那时,我从未见过一个同学的日记会记那么长。在我年少的心中,一个人的思想多么复杂才会写得出那么多的字啊!当我们闷头琢磨那些难解的文字时,李万辉在窗口大喊,回来了回来了。士军匆忙将日记本放回张润玲的桌屉中。与此同时,张润玲与王美娟走进教室。这时候,我忽然想起五年级时那个恶作剧,望着眼前的女孩儿,感到一阵触目惊心。张润玲与其他女生不同,她穿着一件白色绒衣,身体的许多部位四处扩张,显得鼓鼓囊囊,整个人比小学时显得矮,虽然面颊消瘦,但身上则完全不同。这一点很像已经去了别的学校读书的崔美丽。在此之前,一天上课途中,张润玲被匆匆赶来的邻居叫出教室,医院。当她得知母亲忽然去世的消息时,瘫在了地上。他的家距我很近,这件事情迅速在邻里间游走,人们纷纷议论他父亲要给她和弟弟找个后妈,但这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事情。
一个年少的人突然失去母亲,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呢?我记得从此后她变得郁郁寡欢,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,在马路上遇到心宝,再也不会拦住他问东问西,她也不再去心宝家里给他辅导功课。她就那样飘忽之间离开了我们,走向了另一个世界。
大约过了两三天。放学后,士军在校门口等我,我们一起走向回家的路。他对我说,我跟你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,张润玲跟我们班主任搞对象呢!听到这句话,我脑子里轰的一声,以为他在说笑。为了打消我的疑虑,士军跟我讲了几点无可辩驳的证据。其一是日记本的内容,在张润玲的日记本中,所有记载的事情均围绕着一个男性“他”展开。起初,看日记的人以为那个他另有其人,因为怎么看都不像班里的男生,经过连贯的分析,悉心的剖解,士军终于发现大部分时间发生的地方就在教学楼的三楼办公室,而那个办公室里正好有自己班的班主任。除此之外,上生物课时,张润玲总是望着老师,眼神迷离。日记中其中有一句这样的话,我至今记得,“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!他为什么非要干这个呢?”说完这句话后,士军问我,你说刘老师干了什么呢?他是不是干了张润玲?
他敢!我毫不犹豫回道,这种事情老师哪敢对学生干啊,再说,张润玲才多大。
她不小了,比咱俩大两岁,现在已经十七岁了。士军反驳,我奶奶十七岁都生我大爷啦!
听到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后,我忽然陷入对老师的怪诞想象中。我回忆幼年时的乡村小学老师与她杂乱的复式教学,城市里的小学数学老师,班主任,乃至所有老师。每一个都宛如天神,神圣不可侵犯,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建筑,最大的道德,最强的力量。他们高高在上,怎么会看上学校里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呢?老师应该找老师呀,他们彼此才能配得上呀。
班班主任姓刘,个头不高,身体消瘦,看上去就像一张纸。他总是穿着一件很大的衬衫,灰色长裤,皮鞋被裤子低沿包在里边,走路时像个唱戏的。此人把头发整个儿从左向右梳,而不是中间有缝儿那种,故此走起路来,头发裹作一团,砰砰砰地拍打着脑门。他是为数不多的生物老师之一,凶恶无比。所有生物老师都凶恶无比,走在楼道中,慢慢靠近窗户,从后门的玻璃上探出头,窥视教室的动静。两只眼睛穿过玻璃,成为蜗牛的触角,进入教室有限的空间,像两个运动的球前后左右移动,将一切尽收眼底。啊!有人要倒霉了!这个人可能是张剑,可能是李万辉,也可能是张学仁,当然也可能是教室里的每个人。作为长期落在他手里的一群人,谁都难逃厄运,这类事情非常随机。
放学后,我们汇聚到学校门口,等待张润玲。工人宿舍楼旁的马路边横着一根电线杆。数人并排坐在上边,下巴支在手掌上,凝视着学校的大铁门。一阵风吹过,门哐当作响,被一只大手推开。坐在电线杆上的人分别是心宝、小四、姜二、士军、大海、我,也可能还有李建生。学生们如同被统一包装的商品,穿着深绿色校服(女生是粉色),发型统一,像一群绵羊从校门涌出,形成刺目的一片。这时候大伙的脖子上已经摘掉了红领巾,放学后不必保持队形,人流时而密集,时而稀松,乱糟糟从眼前流过。张润玲和苹果园的李丽并排走出,她上身穿着粉色校服,下身穿着黑色健美裤。那条裤子紧绷在浑圆的屁股上,直直冲向脚面,走路时闪着道道白光。我们紧盯她的臀部和大腿,发现那两条腿走路时形成很大的空挡,并排站住的话,则双双贴的很紧,几乎没有缝隙,但仿佛又有一些。这让所有人陷入了两难之中。按照小四和姜二的说法,如果她不是处女的话,两条腿会撇开,如果还是,就会严丝合缝紧紧并拢。这个理论在第一次实践中就遇到了障碍,不能形成有效的判断,也无从下结论。
我们紧紧跟随在张润玲身后,若即若离,不断研究她的屁股和双腿,争得面红耳赤。在电影院拐角处,众人停下来,坐在门前的石阶上休息。士军忽然说,他发现张润玲胖了,而且肚子比以前略大。他摘下眼镜,用两只小眼瞅着我们说:“她是不是怀上孩子了?”说完这些,士军又补充,最近张润玲上体育课均窝在教室里,拒绝参加运动。她连早操都不出了,这种特权是班主任给的。这句话又结结实实吓了大家一大跳,比第一跳大得多。他的话的确耸人听闻,听起来论证严密。
虽然这段时间张润玲依旧是的班长,但事实上,她成绩大跌,对班务放任不管,自习课上依旧去老师办公室汇报工作。至于汇报什么,谁也不知道。走在张润玲身后时,我盯着她的背影,发现一个可观的现象。她的臀部很宽,从腰肢开始缓慢扩张,在髋部陡然外鼓,形成一个大鸭梨般的形状,随着步伐不可避免地来回扭动,简直难看至极,与端庄很不相干。我又去观察周围的女生,发现女孩子的臀部都在一夜之间变宽了,男生就不是这样,如此看来,她们的屁股又不是很难看了。我忽然想到,这就是男女之别吧!
已至八月,整个世界进入火炉之中。正午时分,我躺在床上假寐,片刻后翻身坐起。房间里一片沉寂,阳台上窜进一股热风,夹着梧桐果崩开后发出的特殊气息。这些气息有一种陈年的味道,土哄哄的,仔细闻,又像是煤油。陈年的煤油与尘土混杂,形成糯状的粉末,发出的就是这种味道。除了偶尔的卡车从南楼外的马路上传来呼啸之声,便是知了没完没了的噪声。事实上,这是一种振作之声,可是只在万籁俱寂之时响起,叫人昏昏欲睡。但这种死寂总叫我心生恐惧,不得不爬起来,到阳台上瞭望楼下的情景。海棠花儿正在怒放,小蜜蜂进进出出。梧桐树的阴影中,22号的男主人正叉着腰讲话。作为张润玲的父亲,他显得略微年轻,尚未现出对生活死了心的那种眼神,动作有力夸张。他对五楼和三楼的两个邻居喋喋不休说话。我的耳朵穿过无声的空气,来到他身旁,细密的语音瞬间清晰起来。他不断仰头,手指着东南方向,大声道:
“王八蛋居然还来我家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?居然敲开我的门,跟我大言不惭说,张润玲爱我,我爱张润玲,我们是相互自愿的,请你成全我们。我操他姥姥的。我对他说,你还腆着脸上门了,不要脸的东西,你比她大十几岁,你爱她?张润玲是我的闺女,我让她爱她才能爱,现在,我不让,我不同意,你给老子滚。这个王八蛋还不走,被我拿擀面杖打走了。我闺女已经被他毁了,他还不死心。这能怪我吗,世界上哪有这样为人师表的,对自己的学生下手,衣冠禽兽!我跑到学校去直接找校长,我让他身败名裂,我女儿上不成学了,他也别想好过。我跑到他家去,对着周围的邻居控诉他。我让他身败名裂。他再敢跑到我家来,我打断王八蛋狗腿。世上居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!”
22号男主人个子不高,身材微胖,一对小眼,戴着一副眼镜,时常摘下来用绳子吊在胸前。乘凉时,他喜欢拿一份杂志阅读,与人们说话时又喜欢站着说话,非常俏皮。我记得张润玲与班主任谈恋爱的事情忽然暴露出来,不胫而走。这件事情首先在班传得沸沸扬扬,以至于张润玲都没法去上学了。刘老师采取了一些措施,他找到士军以及另外几个人,打听班里的思想动态,拐弯抹角询问同学是不是在议论他。与此同时,这件事情又传到了其他班,其他班的同学又带回了家里,家里人互相传递,这些闲言碎语终于撞到了张润玲父亲的耳朵里。他刚刚丧妻不久,悲痛尚未平息,又平添家庭混乱,差点气疯。过去,人们走在大街上,看到22号总是嘘寒问暖,要给他介绍老伴儿。如今他走在街上,形式发生了扭转,大家纷纷打听他女儿是否还在上学,又不说为什么这么问,言语之间遮遮掩掩,急切地等待下文。
22号跑到学校大闹一通后,首先切断了女儿与老师的联系。张润玲被锁在家里,不许上学。但是张润玲对父亲说,她找到了至死不渝的爱情,要跟姓刘的老师一起幸福生活一辈子。完全不管这样干的话,父亲幸福不幸福。她设法买通弟弟,把家门打开,偷偷跑出去,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去找老师。正当两人抱在一起哭成泪人之际,父亲率领一众老小如天兵杀到,活生生把张润玲拽回家里。随后,她被父亲带上火车,拉到了河北姑姑家,据说在那儿的中学开始了新生活。从此后,消失了很长时间。
姓刘的老师被停课后,来22号寻找张润玲。他敲开房门,对22号男主人讲起了爱情的含义,乃至真谛。其中就包括那句,我爱她,她爱我。这句话说出来,把张润玲的父亲噎得上不来气,火冒三丈。姓刘的老师得知张润玲已经离开本省,远赴他乡后,感到一阵晕厥,被张润玲的父亲用擀面杖撵到大街上,神思恍惚,一路步行回到了家。从此后,他陷入相思的汪洋大海中,上不了岸,一蹶不振,半年后被查出患了脑瘤,不知道什么时候,撒手人寰了。
写道这里,我又觉得姓刘的老师罪不至死,故此决定重新来过。这么一说,他又活了过来。刘老师从死亡线上回过头后,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,恍然大悟,从此再未想过张润玲。仿佛一场脑瘤过后,这片轰轰烈烈的记忆被清除了,眼界一下子开了张。这时候人们又开始同情起他来,认为他是个性情中的真男人,爱恨间出生入死,与色胆包天的轻薄之徒迥然相异嘛。医院看望他,希望他尽早回到工作岗位。于是初三下半学期,他又回来上课了,继续担当的班主任。我记得在红岭湾的公交车站,他与士军等一干同学并排行走,望着远处的天空,淡然道,人的一生,都有犯错的时候!说完后,一步跨上公交,消失在大风扬起的煤灰之中。
当我在夏天的热浪中,举着望远镜瞭望周围的风景,张润玲已经从河北返回,进入十分日常的生活里。这时候,她完全成了另一个人,不仅穿着暴露,而且涂脂抹粉,神情傲慢,完全不像本地姑娘。这说明人经过可怕的变故之后,从此就豁出去了。过去她可不是这样。在我记忆中,她穿着校服,在学校里长期担任班长,一副“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”的模样儿。当她多年以后在本地的菜市场经营五米见方的食杂店时,坐在小板凳上,体态尽失,头发乱如败棕,完全不复当年之勇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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