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蕴方

.5.11

由于自己的声明被几个知识分子（？）说“无知”、“不懂『作者已死』”、“自以为是阅读的标准答案”，我很疑惑，但我的文学理论应该的确是读得不怎样，可能得不出解答，想了很久还是决定问（希望有人愿意回答）：“作者已死”讨论的是文本还是包含别人的人生？还是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当作文本来读？恣意讨论他人人生时，确实你仍然有发言权，但假使我表明立场认为这样很“无礼”，是否即是我一种言论的法西斯？（还是我忽略我使用的是出版社的官方帐号，旁观者可能认为权力上出版社对潜在读者是一种上对下的指责？）（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别人要求“礼貌”也是一种太傲慢奢侈？因别人确实不见得有余裕去思考自己的礼不礼貌。）想分享一件事。我一直都对自己的判断蛮自信。到处理某件事情时，才突然非常明显发现自己在对事情了解程度是20%、40%、以致80%的不同时刻，对它的判断都有极大程度的不同──但明明是同一件事。当然可能在40%与95%的时候有极近距离的判断结果，但那不重要，因为其实每个时刻我所知道的都不是全局、都不一定对。──因此那些定论都是当时的我的自以为是。那只是可能趋近真相而已，永远不知道是不是真相。我是觉得自己那种自满蛮可笑的，所以我认为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局限有所自觉──也对“因为认识不足，所以可能伤害他人”有所自觉。

※补：

关于“作者已死”，我想讨论的是，当然你可以拥有对文本（不同于作者）的诠释权，但无论你用不用他的人生去揣测他的作品，现在的问题都是，反过来，有人用作品去揣测人生──所以其实被当成文本的是人生，而死的作者是当事人。所以我才问说到底他人人生能不能当作文本来读（事实上他人生的“文本”也非常有限，公开周知的只有新闻、部落格、小说，这都不是一个人怎么活过的确实依据。你拿着自己看到的细碎边角，去指着别人说：“啊我知道你是这样过的。”我仍然觉得非常无礼，而且愚蠢）。.6.21在我看来，有人说谎了。可是碍于人情、涉入对象的隐私、以及社会现实权力高低的问题……那个谎没有办法被戳破、被讲明。甚至，当已经问及事实的时候，就算A全说了，碍于前述，B也只能公开少量的真相──如此一来，还会有好心且真心（就是真心，非反讽）的人愿意为说谎者辩护。因为在那微薄的叙述底下看起来的确就是那么为难。※终于等到回应。我不觉得这是一件“没有谁对谁错”的事。不说别的。扁平、武断地把一个作家的“死”和她的“出版”连在一起诠释，难道不是粗鲁、无知与故意吗？（如果医生说的是“可以”，难道你也要说是医生错了吗？就你最先知？）再来，如果你在意的不是故事本身，文笔本身，这个人本身，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骗人？又为什么别人说了不喜欢某个东西，你还要拿去黏在别人身上──然后再说她无法承受？（你真的如你自己所说，那么在意她吗？）让人受伤的是这个。商业操作不是错，错的是你明明眼看利益，却还要假装自己身无半亩、心忧天下。遑论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。下午发文前，一边生气，一边想了很久──会不会你其实真的很委屈？──会不会即使你可以动用各种权力消音，你还是很委屈？但没有答案。现在更没有。

评论区回复:

我原本覺得她有可能委屈，但看她自己說出來的話和選擇沒說的話，就更不確定了。這整件事情她是有選擇的。何況澄清文講的每一點，每一點，都很好反駁。

然後要拒絕精神病患好簡單……都以「我是擔心你」來當藉口就好了。這不就是強勢方面對弱勢方的一貫態度嗎？──也就是歧視。為什麼你的擔心沒有辦法照顧到對方？因為你真的沒有照顧到她。

.6.25※这篇文只代表我个人。纯泄愤。反正出版界应该是没我的位置（或许这世界也是），两点直说：

1.朱总编说：“出版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”

先说那时候奕含告诉我们，书稿有人要了，好开心，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，除了恭喜她外，其他两位编辑也仔细写了心得和长信给她，因为从信里也读得出来她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。其次，签约的出版社急急签约了，那么，在我认为的“为”，就是好好照顾那个信任你的作者、沟通双方意愿、确认彼此的合作之中不要有任何伤害她的行为存在。且若是此后她承受攻击，你不会割舍她。如果，如朱总编所言，连互动中你都看出她状态不好，那你怎么舍得用后来那些词语对待她？例一：求见医生。这是个非常不礼貌的行为，精神科医师与病人之间是很私密的关系，不是一个“长辈”要求对谈就可以贸然插入的。且这说法不仅暗示对方无法为自己的生命与判断负责，同时暗指她“可能说谎”──不然你何以不信她对自身状况与病情的描述？我想她后续的信件也有提醒你，那很让人不舒服。例二：你说这本书没包装可能“没、有、人、会、在、意”、这个作品只是“不错”──你可以这么说，虽然在我来看这完完全全是对创作者的侮辱──且这么说来，你第一次见面是不是不该说自己多喜欢她的作品、叫她相信你、告诉你她的故事、甚至──说她“是八年级中写得最好的”、“已经追上四、五年级的写作者”？附上朱总编/6/16的贴文:“我当然知道做一个新人的崎岖坎坷，但被当到了，你就根本不在乎。”我当然不知道这篇文是在说谁，但你真的不在乎吗？请你不要用自认的“保护”造成你所不理解的对方更大的伤害。对，要理解人很花时间，很费心力，不愿意做也没关系，但不愿意的话就请不要说“我是为你好”。或者，如果你是真心担忧对方、且自知无法承担后果，那你何不好好地说明自己的忧虑──而非一直拿他人所不愿意的标签，黏在她身上？身为一个“正常”人，我也不想被这样包装。假设你真正的理由确实是“发现她状况无法负担，为了劝退，而讲了难听的话”，那你应该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心知肚明。所以也该知道自己能澄清的是这个吧？可是你却在你有选择的时候，只放对自己有利的截图，且在文章中试图塑造“的确出版了会死”这样的印象──没想到刚好有人存了第二版截图。如果奕含不曾对你生气、不曾因你受伤，别人怎么会有那张截图？

回到自身。比之前述，我很高兴自己的同事在我缺席之时代笔的回信是这样（全文见附图）：“诚实来说，游击实在无法轻易『承诺』什么，因为出版本就存在风险。这也是为何第一次见面时，姵妤会问妳，假使出版后，有人去连结妳的过往，该怎么办？（事实上，这也是游击所有伙伴关心的出版伦理问题。）第二次见面时，妳和ＸＸ（按：先生名）有提出『笔名』的问题，这点我们全然尊重，毫无疑义。

……至于妳所说『像婚礼影片那样被记者乱炒作』，假使是游击在宣传本书时，为了销量而给予什么暗示，致使媒体有机可趁，那就是游击的失职╱失格。”诚实是此，伦理是此。出版有所为有所不为？所谓“为”，其实可以做到更多吧。事实上，在事发前，我们也始终谨慎处理每个公开的书讯。所有大家担心的人身攻击或媒体压力，也都是在事发、有人公开了奕含死讯后才暴涨的。我想，如果曾经认真确认了每个步骤都符合彼此意愿，且与之详细讨论种种可能性之后，人还是自杀了，即使这种选择会带来伤痛，我也绝对百分之百尊重。（当然，对精神病患的控制与管制要到什么程度，是否要将一个想死之人困在世上，绑手绑脚，不可作为，这点或许见仁见智，但总之我的想法如上。）问自己，如果能给我选择，知道她明天会死，我今天会不会再多和她说说话？会。当然会。我会不会自责？会。当然会。可是如果那些伤害不是我造成的，我怎么做也不可能保证她每天平安无忧。谁都不能保证这些，但至少确认自己不是那个推了一把的人。这不是为了脱罪，而是怎样也不希望自己伤害了别人却不自知。人生紧要，如此而已。

2.至于，朱总编全文结语：“我写这文，全身发抖，在事件的背面，我不同样和奕含一样就被弄脏了吗？”

这句有人好意思写，我只有非常郑重的四个字回：黑人问号。（？？？）

奕含，妳好

Nini昨日回南部奔丧，下周才會回台北，我就先回覆妳了。在出版前多考虑日後可能的情況，应当是好的。我先分享一点游击有限的出版經驗。■■要出版XXX前，一度很遲疑，甚至想要撤稿，暂且不出版。原因是担心出版後會引發某些非預期效应，当时我們的立場是，畫可能理解作者的顾虑，并尊重他的最終決定。假若出版後真發生什么事，游击絕不會切割與作者的关系（能夠發展作者與编辑的關係，除了是難得的緣分，也是一份责任）。然而，当担心的事确实發生時，很多時候作者還是得自己承受與面對，這是实情。另外，XXX要出版前，作者也一度很担心，她的压力來源是不知XX会怎麼看待這部作品，甚至可能引來论战。游轚的立場依然是，即使發生那樣的事，游轚也絕不切割舆作者的关系，因為出版这书，就代表我們認同作者选择的研究取向和切入觀點。然而，如果真的發生批評的事，作者還是最大的承受者，因為矛頭通常是指向作者，而非出版社。妳和XXX的担忧舆前面兩個例子不太一样，但我之所以举前兩例是想表達：诚实來說，游轚实在無法輊易「承諾」什么，因為出版本就存在風險。這也是為何第一次見面時，姵妤會問妳，假使出版後，有人去連结妳的過往，該怎麼辦？（事实上，這也是游轚所有夥伴關心的出版倫理问题。）第二次見面時，妳和■■有提出「筆名」的問题，這点我們全然尊重，毫无疑义。我們都痛恨記者随意侵犯別人的人生，但游轚实在無法在簽約前輕易「承諾」：如果又遇到像婚礼影片那樣被记者亂炒作的事件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對、解決。但以下幾黠興體事項，是游罄夥伴會尽全力去做的：1.作品是否以筆名發表、出版後作者是否現身、都可仔細討論。2.出版後，新书讯息是否要給媒體、怎麼給，會先好好考量。3.從脸书、blog发布的每一則打书讯息，都尽可能深思熟虑。4.若有記者主動來詢問，保捋最高警覺，小心过滤、別中計。5.我們無法約束記者的笔，但任何狗血内容的來源都不該是游轚。最後，分享一個例子。《xxx》的封面图，在去年选举時被人盜用。尽管游轚沒有法律顾问，但我們還是尽力捍衛绘图者的權益（当然也是靠著幾位熱心朋友的幫助）。這件事之所以可以努力，是因為有法源依據。如果將來妳的作品被侵权（像是有人抄襲、未经授權就私自轉用等），我們一定会全力以赴去處理。至於妳所說「像婚礼影片那樣被記者亂炒作」，假使是游轚在宣传本书時，為了销量而給予什麼暗示，致使媒蘐有機可趁，那就是游轚的失職/失格。但如果是媒髖發現「林奕含」這名字，而自作文章、胡乱连结、加以渲染，那么在面對记者的倫理问题(而非法律问题)時，除了和妳同仇敵愾外，能否多採取什麼具体行動，我实在無法代表游轚給妳保證。以上是目前能想到的应變措施，請妳和■■再仔細討論看看。很謝謝妳們愿意考量游轚的提案，但就像第二次見面時我們所表達的，只要作品是由我們出版，日後的行销当會尽力而為，但現下的游轚确实只是一間剛出道的獨立岀版社（甚至沒有实体办公室），因此我們不會輕易誇口日後可以怎麼铺书，或保證一定有什么好的陳列柜位及媒体效应。这些都請妳們務必再三想過，唯有在互信的基础上，才有可能一起努力。無論妳們最終的決定為何，對我们來說，這段時間的互動都是很珍贵的經驗。感谢。

祝好

.6.26最后简略地说一次。虽然目前为止对这个世界很绝望了。不是出不出版、有没有商业考量、善良不善良的问题。而是如果有商业考量（正如大家都证实的），或其他理由，那么请好好承认这一点啊（这不可耻），不要说“是因为你的精神状况”才终止合约──甚至最后又说：我早就预见了这一切。为什么报导要说这是对精神疾病“另一个屡见不鲜的歧视与排除”，就是因为发生事情的时候别人永远可以拿你的病况来当理由。现在我要是一个正常人，条件谈不拢的拆伙就很合理；但要我有病，就很轻易地被说成“是我脆弱”、“是我无法承受”。我不信你们逻辑那么差。你们什么时候都变成那种人了。.7.2眼睁睁地目睹这世界是怎么发生了事情，然后又如何什么也没发生似地掩埋。人生但求的相安无事、风平浪静──终归也许就是活着的本质吧。

※

关于“不舒服”。附上在盛浩伟那边讨论过的与“歧视”相关的几段对话（但删去我自己说话中较尖锐的段落）。那本来是我在事里最关心的部分。

１

我：

关于“歧视”这点想试着回应。

《报导者》所言：“只是这个对精神疾病仅存有陌生、扁平想像的社会，另一个屡见不鲜的歧视与排除。”这句，我的确是觉得放在该段叙述里结论跳太快了。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的确也有在想“这到底算不算歧视”。但就我手边的纪录与所知，我想过、会认为这是歧视的原因有二：1.以“精神疾病”为由，许多事情没办法被细细讨论。病患很容易被扣帽子。只要病患对“正常人”提出来的意见有所反驳，很容易被说成是“因为你不正常”。2.“精神疾病”到底有没有给“适任（作家）这个职位”带来不便以致不能合作，其实很难证成。也在现已公开的两封私讯中看不出来“她们是否真是在争吵奕含的适任与否”这件事。（而到底为什么解约的最大原因，因为一方当事人不在了，另一方当事人应该是也不会再提供更多证据，因此对旁观者而言，确实也有判断难度。）

因为对2的判断保留，我会认为，因此任意地指控对方“因病不适任”是一种歧视。但也许我的定义和别人不一样，可以继续讨论～其实，《报导者》这整段，把它拿回去一月刊出的访谈里会通顺许多（而就我手上、去年十二月初拿到的初稿，这也是原原本本写在里面的一整段。只是后来拿掉了）。

２

盛：

谢谢妳的回应。关于2，我同意现在已经很难证成，所以就先集中讨论1。

如果先不要看这次的情境，单纯看这个叙述（我先拆成三部分）：“(a)以『精神疾病』为由，许多事情没办法被细细讨论。(b)病患很容易被扣帽子。(c)只要病患对『正常人』提出来的意见有所反驳，很容易被说成是『因为你不正常』”，我觉得这样说是可以成立的。再来是回到这次的事情里，看看这样三部分有没有都成立。我觉得(b)现在来看，可能也无法确知，因为那可能是被扣帽子，也可能是朱亚君当下的判断确实正确（即使她沟通方式不妥，但不能否认她还是有可能判断正确），所以(b)或许是比较难以还原的了。那么剩下的就是(a)和(c)的情况。(a)来看，虽然我只看得到朱亚君的信，看不到后续对话过程，但其中已可感觉到朱的强势（如见精神科医师，对我来说我觉得疾病隐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），所以或许确实这个过程是有些片面决定的。不过我必须补一个我的理解，就是在我的听闻里，朱亚君本身的作风就偏强势（当然这个理解正不正确也有待讨论，因为我还来不及认识她就被封锁，一切只是听闻来的），而这或许不是针对“精神疾病”这个标签所做的排除，所以，我会觉得，好像很接近针对“精神疾病”的歧视，但更像是一个不善于双向沟通、温柔聆听的过程。那么关于(c)，这从现有的对话，我觉得其实是不确知的，就是，林奕含当初有没有提出反驳？还是林依照过去的经验，觉得会无从解释，所以其实没有正面反驳？如果是前者，林先提出反驳，但朱回应“你就是不正常”之类的，那或许可以很断定朱有歧视，因为朱针对了“不正常”这个标签。但如果是后者，也就是林可能没有正面回应，或者只是在自己内心难过，而后在自己的动态上发文，那么，这样就会比较难断定是不是歧视。这当然不是完全说明朱就正确，或者这社会就没有针对精神病患的不平等，而只是在这个案例上，如果情况是后者，那是比较难判断的。所以，我看起来，它是很像歧视没错，但总觉得缺少一个决定性的什么。就目前看得到的东西推论起来，比较能确知的，是朱和林的沟通过程的确展现出权力不对等，但那个不对等可能是朱职务所致（总编辑），可能是朱个性所致，也可能是因为林的“精神疾病”所致，可是，我觉得照目前所能得知的看来，很难断定那是针对“精神疾病”而来的。我想这是目前大家即便觉得不妥，但还是会觉得有争议的部分吧。可以确知的是，这个权力不对等害林感到受伤（而林自己“认定”那是歧视；但也必须小心，即使是受害者，她的认定仍然是充满主观，未必确实如此）。必须要说的是，我相信朱亚君真的心存善意，但也想说，善意本来就可能造成伤害。这其实是很平常的道理。说“因为有善意，所以不可能伤害”或者“因为有伤害，所以那一定不是善意／一定是歧视”，这两者其实都是不太完备的推论。一点参考，再看看怎么讨论。谢谢。

３

我：

谢谢回应！

嗯，因为私人的对话纪录没办法被公开，所以，的确如你所言，难以还原现场，剩下想像，对公众而言便失去了那个决定性的证据。这就是现在最难讨论、最难聚焦的一点。因此，在这个部分我也没办法推进继续说什么。只能先停在我们都同意的“(c)只要病患对『正常人』提出来的意见有所反驳，很容易被说成是『因为你不正常』”这点上。先暂时停在那里，岔开来讨论另一件已知的事。这整件事发生至现在，对我自己来说最不舒服的一点，其实就是，为什么大家这么容易联想到“对啊所以她自杀了，果然是无法承受压力啊”、“她的自杀坐实宝瓶的预知”这点呢？因为这的确是一种很扁平的、而且很容易获致的想像／结论，可能也确实是朱亚君当时顾忌或（替奕含）真心担忧的。它切切实实地、因为这个报导（与朱亚君的澄清文）而反映了出来。我想说的就是，这个想像是非常不公平的。这是对他人死亡的一种轻率的推定。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对《报导者》所言“（社会是）对精神疾病仅存有陌生、扁平想像”更感到同意的部分。这种想像广泛地漫布在社会里，也非某些特别恶意之人所独有。也因此，当有这种想像的人正握着种种资源与权力时，是我认为更应该防备之处。

４

（我补充）：

呃啊，其实我更想说的是，由此可见，这个世界的确没有一个位置给他们认为的精神病患。在家躺着会被说是因为太闲才自溺、想做些什么别人又觉得（对自己或他人）太危险。其实不管怎么样都会被指指点点的。除非别人不知道你吃过药住过院。如你所说，世界的运作方式就是“逃离麻烦”。我也认为，在现行的模式下，不适者最终一途似乎还是只有“排除自己”。

以上言论我不确定是不是过分偏激。但我非常非常怀疑现存的游戏规则真的有足够空间与选择吗？

※“在阳台肝肠寸断地哭，传了越洋简讯给老师：『这爱让我好不舒服。』后来李国华回国了也并不对简讯表示意见。……本来，这个社会就是用穿的衣服去裁判一个人的。后来怡婷会在日记里读到，思琪写了：『一个晚上能发生的事真多。』但是，思琪搞错了，这还不是她人生最丢脸的一幕。”──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，页-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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