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9日，马甸桥下，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。这一天是北京市互助献血的最后一天，献血大厅里一片兵荒马乱。患者家属不停地打电话给自己的亲友，希望他们赶紧过来献血。另外还有几十个家属围着工作人员理论，因为当天的采血人数已满，他们已经没有了机会，而那位女工作人员冲着他们大喊，“这是中央的文件，我们只是执行”。

2月5日，医院接到了北京卫计委和北京红十字会联合下发的文件，即京卫医27号文件：从2月10日开始，北京正式停止互助献血，这比国家卫计委规定的3月1日提前了18天，据透露，之所以突然提前是媒体在1月份报道了互助献血的乱象，让有关部门感受到了压力。

北京集中了一批全国最好的血液病专科。据数据显示，年，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平均每天有余人参加献血，每人献ml左右。这些血量要供给全市家医院使用，显然有很大缺口。

对于情况危重的血液病人来说，输血就如同普通人的吃饭喝水，甚至是呼吸，一旦停止，很快就有生命危险。他们大多走的是互助献血渠道，动员亲友献血，但能用的亲友资源就是这么多，慢性病人很难月复一月指望亲友支援，最终他们只能出钱给血头，由他们出面寻找所谓的互助献血者。

晓晨就是其中的一位，他身患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医院等待移植。由于病情加重，他现在几乎每周要输血一次，互助献血暂停的消息对于他来说几乎是晴天霹雳。“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打算趁着明天没取消赶紧去多输一点，”晓晨8号晚上说。他透露，医生为了这个文件也是发愁得不得了，他展示了自己与主治医生的短信。

实际上，确实有医生为了病人们的安危而公开发声。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王静波在朋友圈的发声，让人体会到什么是医者父母心：

夜深了，已经先后吃了两片氯硝安定还是睡不着，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进行讲课和主持学术会议近场，同时要完成繁重的临床工作，每周三次查房。每周二移植查房，从上午八点一直要连续查房到下午二点到三点，中间不吃饭，不喝水，不上厕所，下午查完房后仅半小时的吃饭时间，然后看门诊到晚七点，可想而知工作压力。二月七号去天津主持春节前最后一场会议，心想学术会议告一段落了，只看住病房就行了，没想到”取消互助献血”的文件几乎要摧毁了我。

本来可怜的病人，已经倾家荡产，抱着一线希望来北京移植，有些病人病情危重需要血小板维持生命，突然取消互助献血，几乎摧毁了这些病人最后的希望，八号下午我们一个一个的和家属谈，打遍全国各地移植电话，因为要疏散病人到血液供应充足的城市，但是病人不走啊，他们说，数九寒冬，你让我们去哪里啊，医院附近租了房子，全家都在照顾病人，而且病人血小板数很低，路上能安全吗？

看到一个个病人家属在走廊里蹲在地上哭，我心如刀绞，眼睛在流泪，心里在流血，我们对不起病人，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希望我挽救他们的生命，我却赶他们走，太残忍了，拼了命也要为我可怜的患者争取到血小板。面对病人的生命，我个人的荣辱根本不重要，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尽力争取，真诚希望血小板短缺的问题能及时解决，让患者和医生护士能过上一个平安的春节，不要像我现在这样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总有一袋血小板在摇晃，睡不着，问题解决之前，根本睡不着。

互助献血一度是填补血荒的重要途径。病人发动家庭、亲友、所在单位去献血，符合血液类型和互助献血范围的，由医院开具互助献血单，由红十字会血液中心填好，即可为病人定向献血。《献血法》中，它被认可为无偿献血的一种方式。

为何到了年，这个重要渠道会被取消呢？

郭美美惹的祸？

年7月2日下午5点，我在北京朝阳区青年路罗马嘉园的一处底商做了一次采访，采访对象是这家服装店的店主，一位20多岁的女孩。这位店主双膝盘坐在上面柜台后的沙发软椅上，穿着一袭落地丝裙，上身T恤，戴着一顶皮质的棒球帽，膝盖上摆着索尼的VAIO笔记本电脑。她抱怨自己的父亲是位浪荡子，从来不陪自己和妈妈，她还抱怨媒体误解了她的形象，说她其实很厌烦网络炒作。

这位店主的名字叫郭美美，自我炒作出来的最出名的网络红人，我当时采访她的主题是炒作的力量，但完全没有想到她和四年后的血荒，互助献血被取消息息相关。

虽然事后调查表明，郭美美炫耀的财富和红十字会并无直接关系，但她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伤害是非常深远的，甚至牵连了献血事业。

年8月，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后，北京市的献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%，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在接受中国经济网采访时坦言，郭美美事件是献血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因为她的炫富，直接引发了民众对红会的信任危机。

虽然血站和红十字会是两个机构，但是血站前面加个红十字勋章，这是为了国际交流方便。当时在大力宣传无偿献血，是利用了红十字的影响力，要成为红十字的会员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首先必须是有影响力的大城市的血液中心，其次还需要交纳不菲的会员费给红十字会。

自郭美美件以来，红会总部和分舵屡屡受到媒体质问：超声刀、豪车、内衣裤、万元饭局等等不堪入耳的事情，其公信力遭到严重破坏；各地捐款数目剧降。而血站，因为献血的无偿性和用血的有偿性形成鲜明对比，也备受拷问——无偿献血量骤降，血荒立现。

自愿献血者明显减少，让很多患者和医生只能更加倚重互助献血这条救命途径。

平均收入35万的血站

年中国推出了《献血法》，彻底废止了有偿献血，改为自愿献血。年卫生部印发的《临床输血技术规范》明确了互助献血的流程，互助献血成为另一个合法的供血渠道。

时至今日，这个制度已经变成了“在血库紧张的情况下，血液中心鼓励家庭互助献血者等量换血，即不论血型是否相同，医院等量的血液。家属献血后，医院，为病人换用所需的等量血”。

由于对于家属的判定并不严格，互助献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血头钻了空子，成为变异的有偿卖血。大批血头活跃在血站门口，看到有病人家属模样的人走近，就直接明码实价的推销。以马甸的北京血液中心为例，通过血头交易两个单位的血小板是元，两个单位的全血是元。只要和他们提前一天预约，他们就能带人过来献血，一手交钱，一手拿献血证。晓晨每月输血的花费上万元，大部分都交给了血头。

马甸血头派发的名片

患者家属与血头的关系是比较奇特的。如果没有血头，他们光靠自己和亲友的力量，真的没有办法找到充足稳定的血源，家人好不容易排到的手术就要取消，病情也会严重恶化。所以虽然明知血头在当中克扣了很多费用，他们还是很感谢血头解决了人命关天的用血问题。如果把血头全抓起来，医院确实秩序更好了，但是，患者备血也更加困难——毕竟最根本的问题，也就是义务献血量不足的问题，始终摆在那里。

医院的用血是由血站分配，和普通人的想象不同，医院之外，医院对于血站没有任何话语权。血站负责采集、分离、检验、调配血液，供应医院输血科中，医院管理，但同时接受血站的检查。

医院有一定的库存血液，但要优先供应需要抢救的病人，多余的才供应下一梯队的需求，比如正常的手术。医生每次手术前都要备血，备血不够就无法进行手术。备血需要向血站申请，医院与血站的关系好就会多批几袋，关系不好就公事公办，于是医生就得要求病人家属去进行互助献血。至于晓晨这样的日常维持输血，是完全无法得到保证的，几乎是%靠自助献血，实际上也就是向血头买血。

由此可见，血站是血液供应的中枢，医院、医生、献血者、受血者，甚至是血头的供需。但年，一则报道让血站的身份遭受了公众的质疑，也间接促成了两年后互助献血的取消。

年7月，根据《广州日报》报道，深圳市人均工资福利最多的事业单位为深圳市血液中心，人均工资福利为35.7万元，比其上级单位深圳卫计委还高了一倍多。这篇报道出来之后，引发轩然大波，公众质疑血液中心为何有这么高的的福利？是不是和互助献血有关？是不是利用血液进行了利益交换？消息公布之后，深圳市自愿献血的人数骤然减半，多台手术被迫推迟，而原本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义务献血的热情一直颇高。

深圳血液中心随即公布了一袋ml全血的详细价目表，解释部分福利实际上是运作成本，被媒体误解了。

但这个价目表也遭到了业内人士的质疑。比方说当中的血红蛋白试纸，标价4.5元，实际零售价格在2~3块，以血站那么大的用量肯定还会再便宜，我医院采购血红蛋白试纸的中标价格，一条试纸均在1元左右。又比如4块钱的饮料，一般都是发一小盒纯牛奶，超市特价的时候不到两块钱。另外按照这个价目表，ml全血与ml相比，成本并未增加，但用血时价格却上去了，也解释不通。

血头的出现，血站声誉的下降，让有关部门开始考虑彻底取消互助献血。

血的饥渴

对于晓晨这样的血液病人来说，血小板就是生命。

“半年之前还是输一袋可以扛一个月。第一周，跑步都不会太累；过了一周后，跟朋友出去玩，我要走几步，我就要找个地方坐会儿。然后再走几步再坐会儿，再走几步再坐会儿；到了最后一周，就连衣服都穿不上了，就睡觉我必须有一个抱枕，使劲压着我心脏，然后蜷缩在那睡。否则心脏跳得就会让头很晕，压着心脏那会舒服一点，然后家人再带我去输血，”晓晨说。

献血证，这是晓晨维持生命的船票，现在每周需要一张。

他小时候因为打退烧针不当引发了再生障碍性贫血，从此一直无法像常人一样生活，医院治疗，靠输血维生。24岁的他去年年初来到北京，希望通过骨髓移植手术彻底治愈，回复正常人生。

晓晨知道，由于和父亲的骨髓干细胞配型点位并不是全相合，移植的成功率并不是特别高，而且在术后也依然要度过种种难关，一旦感染出血还需要输血支持。但他还是想争取一下，为了手术，他和家人已经做了大量准备。他说：“18年了，为了我好起来，做了那么多的准备，然后老天就这么让我走了？那我这18年的坚持的结果是什么？我活着的意义难道就是这么没了？”

卫计委的文件给了最后一击，2月10日之后，不要说是日常用血，甚至是手术用血也无法保证。

像晓晨这样遭受打击的外地患者还有很多，医院，同样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蒲保珍就被迫出仓。她2月5日进仓，6号开始化疗，互助献血停止的消息传来后，医生考虑到移植期间用血量较大，而血源不充足，不得不停止对她的治疗。11号，蒲保珍出仓，回到了出租屋。

她在微博上写道：“医生告诉我得等到政策松动，年后血源充足才能继续给我治疗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等到政策松动的这一天、随时会大脑出血、鼻子出血、身体个个部位出血、也可能随时生命终结、也许我是第一个为京卫医27号文件付出代价的人。”

2月9日，医院血液科向卫计委及中心血站发出了一份请愿书。在这份请愿书中，向北京卫计委请求建立医院义务捐献单采血小板的绿色通道。

医院也采取应急措施，经过与卫计委的紧急协商，医院的病人可以让家属献血，由血站定向回到医院，但必须由医生统一分配，按病情状况分出优先级。

晓晨对此依然很绝望，因为他最近血检指标不错，“肯定轮不到我”。他在微博上呼吁恢复互助献血，但响应的人寥寥无几，还有不少人指责他在为血贩子说话，他也回应：“不是诅咒，但如果你有家属患上血液病，就知道我们现在的心理了。”

面临生死大关，这些患者的焦虑、痛苦、恐慌、愤怒完全可以理解，取消互助献血是大势所趋，毕竟和人体的器官一样，血液一旦被明码标价，出售者就可能面临着被剥削的境地。但取消之后，用血缺口如何填补却没有答案，只能靠医生和病人自寻出路——为什么要采取这么熔断式的政策？没有人知道答案。

晓晨的主治医生已经通知他，希望他转院，留在医院无法保证手术用血和术后用血，医院。“我也不知道去哪里，医院有血啊？”随后，他在上陷入了长长的沉默。（晓晨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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